之江问道：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佛典翻译与传播 ——“寄象狄鞮：佛教译场、经典生成与 亚洲文明的跨语际形塑”研讨会纪要
2026年7月8日至9日，“寄象狄鞮：佛教译场、经典生成与亚洲文明的跨语际形塑”研讨会于绍兴会稽山龙华寺稽山书院举行。 7月8日上午8点40分，研讨会开幕式在稽山书院大般若堂隆重举行，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青年学员共计百余人。北京大学南亚学系湛如教授发表主题演讲《从译例到义例：中古佛典中江河的翻译及其演变》拉开本次研讨会帷幕。演讲的内容紧扣“佛教中国化”和“之江问道”的主旨精神，通过一个精微的翻译史切入点，展现了外来语汇中的“江”“河”等概念与中华本土文明的交融和互动。开幕式由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道悟法师主持。 开幕式后，研讨会分六组进行。 第一组的主题为“语言学、训诂学与翻译研究”，主持人为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评议人为浙江大学高奕睿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蓉的报告《汉译佛经中“力”的语义考察―以太虚大师作品为参照》梳理了“力”字从先秦至近代的语义演变，重点论证了汉译佛经如何通过“业力”“十力”等概念使其从身体之力扩展至认知、因果与精神领域，并展现出“力”作为后缀的构词倾向。报告最后以太虚大师的“不可思议力”为例，揭示了其在近代思想中的深化与普及。 美国帝宝大学丁一的线上报告《义理、逻辑与连贯性—重探竺法护、真谛与玄奘译经中的“理”与“道理”》通过考察竺法护、真谛和玄奘三位译师对“理”与“道理”的用法，指出该词在汉译佛经中并无固定的哲学范畴，而是随语境灵活对应多种梵文术语（如yukti、nyāya、artha等），其语义演变主要受到翻译实用主义的驱动，而非中国本土义理发展的直接反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李博寒的报告《汉译佛经中的“NP所”结构研究》基于梵汉文本对勘，论证了汉译佛经中表处所的“NP所”结构源于对梵语“yena NP tena”的翻译，并指出该结构从鸠摩罗什时代起逐渐定型，至玄奘时成为程式化的表达。 比利时根特大学侯笑明的报告《定慧交融之处：思择与念慧的翻译与概念化》聚焦于佛教术语“思择”与“念慧”在翻译史和僧传文献中的使用实例，探讨了在6至7世纪的中国佛教中形成的一种融合禅修与经教解经的“论议禅”实践。报告进一步论证了这些译词的选择与概念化如何回应了“定能生慧”与“禅定离言”之间的实践张力。 喀山联邦大学灵风的报告《佛典翻译与汉语双音节化的形成：从上古汉语到早期中古汉语》，分析了从安世高到玄奘四位译者所译八部佛经中的336个双音节佛教新词，探讨了佛典翻译中以意译为主导的双音节化机制，并揭示了该机制向世俗文献扩散的规律，以及译者策略在历时层面的动态演变过程。 第二组的主题为“佛教文献、写本与数位人文”，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蓉研究员，评议人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山部能宜教授和河南大学李巍副教授。 浙江大学高奕睿的报告《丝绸之路写本中的中古“般若”阅读方式》立足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多语种写本的音译证据以及汉文写本的同音替代错误，论证了在中古时期，“般若”一词的实际通用读音近似于现代“bo re”的发音，而非更接近其印度语源的“ban re”。文章认为，这种“非历史”的读音在当时虽属主流，却不与学者依据词源学所重构的早期读音相矛盾，二者之间的差异恰恰反映了词汇在实际使用与历史构拟中的不同面貌。 敦煌研究院陈芷南的报告《印度“星曜母”传说在东方的延续：汉藏写本中的<诸星母陀罗尼>传统》比较了《诸星母陀罗尼经》在汉文、藏文写本与梵文本之间的异同，揭示出该文本曾通过敦煌、吐蕃及宋代汉地等多条独立传播路径分别传译，构成了复杂而多元的流传历史。报告还认为，法成所译版本并非译自藏文，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依据印度文本而来。 浙江大学卢鹭的报告《洛若叉译经语言研究：功能词、文本归属与风格分析（基于语言模型）》以语言模型和语义功能场的比较为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道行般若经》与《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在连词、介词、情态副词等六类功能词上的分布差异，论证了后者在传统上虽被归属于洛若叉译经体系，但其普通功能词与句法习惯已显著偏离核心译经语体。 德国汉堡大学傅佩琳的报告《朝鲜王朝中的汉文佛典：写本文化与翻译实践》考察了《十王经》与《寿生经》在朝鲜王朝时期木刻印刷本中的文本组合、编排与抄写痕迹的情况，提出应将“翻译”视为包括摘录、改写和重组在内的连续文本实践。他还指出，这两种文本在朝鲜的首次结合可能发生在1469年，且持续至17世纪，而此类组合未见于中国同期版本。 第三组的主题为“经典形成、仪式与修行”，主持人为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道悟法师，评议人为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和比利时根特大学侯笑明博士后。 浙江大学冯国栋的报告《目录、仪式与经典崇拜：咫观<法轮宝忏>初探》以咫观的《法轮宝忏》为研究对象，从目录学入手、以仪式分析为径，深入剖析了《法轮宝忏》背后隐藏的经典崇拜逻辑。 日本早稻田大学山部能宜的报告《<观佛三昧海经>与<大通方广经>中的地狱描写：两部疑伪经的关系》，通过比较这两部疑伪经关于地狱的叙述，尤其聚焦于“十八地狱”体系及“阿鼻”一词的词源，考察了二者之间的文本关联。他认为，《观佛三昧海经》中的地狱列表很可能是对《大通方广经》相关内容的改编。同时，该研究也揭示了中国佛教中“十八地狱”的观念，实际上演变自印度传统的“十六地狱”观念。 匈牙利罗兰大学嵇梦篱的报告《从中国到日本的文本与仪式演变：<一切如来金刚寿命陀罗尼经>个案研究》，以《一切如来金刚寿命陀罗尼经》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比较《诸佛集会陀罗尼经》《一切如来金刚寿命陀罗尼经》和《息除中夭陀罗尼经》三部关联佛典的文本结构与教义内容，指出《一切如来金刚寿命陀罗尼经》并非独立翻译之作，而是对已有文本的改编。报告进一步指出，11世纪《息除中夭陀罗尼经》传入日本后，促使天台僧侣以《诸佛集会陀罗尼经》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合多种密教元素，最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普贤延命法会仪式传统。 浙江工业大学罗慕君和葛沛熠的报告《中国化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以伪经<高王经>为中心的考察》围绕着中国本土伪经《高王观世音经》展开，考察了其“摘抄编撰”式的文本生成过程、灵验记叙事的演变轨迹、明清刻本中的图像化传播方式，以及西夏文、韩文等多语种的跨语言译介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们论证了该经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既依托于“诵经不死”这一稳定的信仰内核，也得益于其在时代、地域与媒介之间灵活调适的传播策略。正是这种兼有稳固内核与变动形式的双重特性，使该经能够顺应历史变迁与社会文化语境，不断回应不同民族和地区信众的需求，从而揭示出中国化佛教疑伪经的生成机制及其传播路径。 四川大学金明俊的报告《从译经到禅修：<达摩多罗禅经>与<坐禅三昧经>五门禅的演变与比较》通过比较《达摩多罗禅经》与《坐禅三昧经》在五门禅结构、修行次第、观法义理以及对治机制上的差异，论证了汉译禅经并非印度禅法的被动转写，而是在翻译、编排与诠释中主动重组修行知识，并逐步推动“五门禅”从分散的观法演变为系统性的中国早期禅学实践框架。 第四组的主题为“东亚传播与文化转化”，主持人为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法愿法师，评议人为韩国东国大学朴清涣教授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独立学者乔根森。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赵恩秀的报告《高丽大藏经作为文明资本：中世东亚的文献权威与政治象征》指出，高丽大藏经不应仅被视为一种静态的民族遗产，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文明资本”。其价值根植于自身的文献权威性，并在中世东亚的跨国流通中，充当起政治合法性与文化声望的交换媒介。其影响所及，已不仅限于高丽王朝或佛教信仰本身，而是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韩国东国大学金池莲的报告《从接受到转化：<新华严经论>在东亚的流传与变形》基于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在中国、韩国、日本的不同传本，论证了这些文本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版本系统的流传，而非单纯出自后人的改动。同时，报告也揭示了该论著在被东亚地区接受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文本变形与思想转化。 韩国东国大学金成恩的报告《汉文佛典的朝鲜语译本：刊经都监的角色与历史语境》阐述了，朝鲜王朝于1461至1471年间设立刊经都监，其职能并非单纯弘扬佛教，而是在国家管控佛教的政策框架下，通过将汉文佛典翻译为韩文谚解本，实现对僧侣的教育与管控。报告强调，这些译本主要面向僧侣，旨在弥补其佛学知识的不足，并与僧科考试等制度相配合，集中体现了朝鲜王朝在儒教国策下对佛教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治理策略。 香港大学Dipen Barua的报告《佛教遗产的复兴：1850年代以来孟加拉语巴利文献翻译与佛学研究》，系统梳理了19世纪中叶以来孟加拉地区（含今孟加拉国与西孟加拉）巴利文献的孟加拉语翻译史、完整《大藏经》的翻译出版历程，以及巴利语与佛学在学术机构中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张蕊的报告《从寒山到蒙弗鲁瓦：诗性精神形象的跨语言建构与现代接受》以帕特里克·卡雷的法译本《食雾者》为中心，分析了翻译者如何通过副文本、术语选择和篇章重组，将寒山重塑为“蒙弗鲁瓦”——一个兼具诗性与灵性、超越宗派归属的现代精神形象，从而揭示出翻译在跨文化接受中对文本意义与作者形象的主动建构作用。 第五组的主题为“译经、译场与佛教知识网络”，主持人为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赵恩秀教授，评议人为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乔根森的报告《早期佛典翻译与儒家训诂学的角色——以安世高及其译经群为中心》指出，早期汉译佛典（以安世高及其译经群体为代表）的语言风格与翻译方法，并非主要受当时民间通俗信仰或道教术语的影响，而更多是受到了汉代官方儒学训诂学的熏陶。这一现象与译者同宫廷的密切往来，以及他们与具备儒学背景的中国助手之间的合作密切相关。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的报告《跨语言的翻译：鸠摩罗什与多语佛教知识网络的生成》从鸠摩罗什的翻译实践出发，勾勒出中古时期多语佛教知识交汇的历史图景，进而拓展了人们对于“翻译”这一知识生成媒介的理解维度。 日本东京大学Tom Newhall的报告《从翻译到诠释到实践：<律藏>翻译与中国律宗之发展概述》梳理了佛教律藏文献在中国的翻译、诠释与本土化实践历程，并通过分析律宗著述及清规等文本，论证了中国佛教僧团制度的形成并非线性演进，而是翻译、诠释与实践三者交错互动的有机再造过程。 河南大学李巍的报告《譬喻作为翻译策略：文人笔受与早期中古汉译佛典的“文/质”张力》论证了早期中古汉译佛典的文学美感，尤其是譬喻修辞的强化，并非单纯源自印度传统，而是在历代文人笔受者的参与下，经由“文质之争”中系统性的文本雅化实践逐步建构而成。由此，李巍认为，佛典翻译并非被动的语言转换，而是一场跨越阶层与文化的主动文学协作。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的报告《地婆诃罗洛阳、长安行履考》根据早期文献与佛教经录等材料，重新考订了印度译经僧地婆诃罗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的具体行踪与活动年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确认了其与华严宗祖师法藏之间长期合作的历史背景，并彰显了跨类型文献综合对勘在中古佛教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第六组的主题为“佛教思想与概念史”，主持人为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寂真法师，评议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蓉研究员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李博寒助理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的报告《佛典中“身份”概念在中国的影响》指出，“身份”一词的语义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显著转变。其最初是对肉身分裂的具象描述，后经由汉译佛典中“分身”“三身”等教义概念的引入，被赋予虚拟性与多重性的内涵，最终发展为涵盖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与政治等级等多重维度的抽象观念词。该研究同时揭示，佛教中国化在这一词汇意义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浙江大学孙英刚的报告《檀特山考—文献和图像中的须大拿太子本生圣迹》以须大拿太子本生故事中的关键地点——檀特山为切入点，综合利用汉文译经、西行求法高僧行记、犍陀罗浮雕、克孜尔与敦煌壁画以及中土造像碑等多重史料，系统梳理了檀特山从印度-犍陀罗佛教的故事场景，到汉唐时期西行巡礼圣迹，再到中土与藏传佛教中被误读、移植和再创造的完整演变过程。 韩国东国大学朴清涣的报告《赞颂秩序与塑造高僧：现代韩国佛教史口述传统批判研究》以2002年出版的《22人证言所见现代佛教史》及金光植后续的口述史著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系统回顾了口述史方法在韩国近代佛教研究中的引入过程与实际应用。报告既肯定了口述史在弥补文献史料不足、保存高僧个人记忆方面的重要价值，也对其在当前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方法论缺陷、组织偏见以及颂扬化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报告者认为，该领域整体上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反思。 日本京都大学王悦的报告《Smṛti的两种生命：作为“念”与Mindfulness的概念重构》发现，佛教术语smṛti在汉译传统中被重构为“念”，在英译传统中则被重构为“mindfulness”。通过对这两条不同重构路径的比较，报告者论证了翻译不仅涉及语词层面的对应转换，更是概念在不同知识体系和社会语境中被主动重组的过程。而这种重组，深刻影响了该概念的理论机制与实践功能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走向。 本次“寄象狄鞮”研讨会汇聚海内外学者，从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佛典翻译、经典生成与跨语际传播中的本土化机制，揭示了佛教知识体系在语言形式、思想概念、修行实践及东亚传播中不断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本次研讨会契合 “之江问道” 宗教中国化的品牌精神，有助于深化对佛教中国化复杂路径的学术认知，为海内外知名科研院所、高校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来源：大菩文化/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 2026-07-23 |
